周不服起诉，认为根据《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标准暂行规定》（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超速未达50％的，处罚款50-100元。

[46]而西方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宪法实施是一种以个人权利为根基与本源、以个人的权利主张为引擎、以独立的宪法保障机构为制度通道的方式。主要依据前述关于中国宪法实施三个面相的解释而绘制。

不论是喻中博士还是强世功博士，对中国宪法的研究[41]虽然都声言尊重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但却都抱持着真实宪法的发现观与实效观，都指向了现实的中国政治生活或宪法生活。[61] 谢晖，注58引书，第39页。[6]所以，宪法学研究当然离不开对主权的讨论，这样卢梭与西耶士的主权与制宪权理论就必然进入陈端洪博士的研究视野，这就是政治宪法学的政治性视角。高全喜：《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政治习惯法既可以理解为官方习惯法，也可以理解为宪法惯例或政治惯例。

就中国宪法权利属性的讨论，可参见韩秀义：《文本?结构?实践：中国宪法权利二重属性分析》，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林来梵主编：《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法治社会中人们的思想活动只受社会环境的限制，而不受法律的限制。

[3]能够左右我们思想的主要是宣传教育、舆论道德、宗教习俗、历史传统、文化观念等等，这些因素中的有些因素、在某些方面像肥沃的土地一样滋养着我们的思想，同时其中的另一些因素、在另一些方面也在无形中对我们的头脑加以束缚。制成法律的种种决定所反映的，就不是社会的总的需要，而只是在权力根源上能够令人感觉到的有势力的需要。[21]美国大法官布兰代斯认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压制公共讨论中的言论自由才是可以的，即紧急状态。事实上，自由发表文字的权利，是不满情绪的最好的宣泄剂。

对内而言，学校不仅担负着培训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任务，而且要给予他们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和训练，要培养他们的人文关怀精神，学生在学校不仅应学到文化知识，而且要受到一种公民教育。思想上的非分之想可能是大逆不道，也可能是通向真理的曙光，它们可能受到时代的道德谴责、舆论批评，但无论怎样都不应当在法律的禁令范围之内，不能对其施之以法律制裁。

[3] [英]拉斯基著：《现代国家中的自由权》，何子恒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9页。言论自由一般是可以公开表达的言论，甚至发表言论者追求的就是言论的公开性及其所带来的效果。德国基本法规定的表达自由包括言论、出版、新闻、绘画以及信息、艺术和科学、科研和教育等自由。停止了思想的人，也就不成其为公民了。

随后美国最高法院一致同意维持该项判决。一个社会要是容不得知识渊博的臣民，把最有知识的公民当作国家的敌人看待，禁止议论政府的活动，禁止教育人民，就是管理制度有缺陷的无可争辩的证据。而言论自由中所指的言论，虽包括私人言论，但主要是涉及公共利益的言论，是公民们就与国家和社会利益有关的事务进行讨论、发表意见。创作是人类的最高级劳动，它不仅仅是作，而且是创造性地作，这意味着创新和突破。

但不得与公民的义务相违背。当思想有自由时言论并不一定也能自由，如文革时期四人帮可以控制人们的言论，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使人们不敢发表任何不同言论，但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思想也完全被他们所左右，相反，人们在内心产生疑问，他们在反思，在批判。

希腊宪法第16条第1款规定：艺术和科学、研究和教学自由，国家应鼓励和促进它的发展。宪法上的一系列权利构成了一个宪法权利体系，在这个权利体系中的诸多权利彼此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排列有序，逻辑严谨，相互照应。

他实际上是在说，危险并不能证明压制的正当性，民主国家的人民不害怕任何观念，不会因为某些观点危险就拒绝倾听，只要我们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去考虑它。因此通讯自由通常属于私权利范畴，言论自由通常具有公权利之特征。[22]因此，各种观点（而不局限于主流观点、正统观点、权威观点）的充分表达，是选举等民主议事过程中言论自由的精髓所在。如果它确实属于言论自由，那它很快会波及到其他领域，从而成为推动一个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标志。[14]书籍是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熏制珍藏了起来，[15]因此通过出版途径而发表的意见往往比一般言论发表的意见更多地体现了人类思想中的智慧和精华。而且，那些易带来疑窦或犹豫的信息一概不予传播。

其次，通讯自由所表达的内容，虽不排除公共性意见的表达，如私人之间谈论时事，议论朝政，但更多的可能是私人性话题，如家庭琐事、个人隐私、感情交流、人生感慨等。宪法上的思想自由（包括信仰自由、良心自由）是一种国家要保障的自由，保障的手段主要是通过立法、进而是执法和司法等一系列途径加以实现，同时对法律及其实施是否有违思想自由进行监督检查。

而言论是否自由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法律规范，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要实现言论自由，还需有法律对言论自由的保障，对禁锢、破坏、滥用言论自由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裁等等。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2款的规定，表达自由的范围应涵盖言论、出版、新闻、著作、绘画、艺术表现等自由以及其他任何以语言媒介行使表达、传播思想、意见、观点、信息、感情、知识等的自由。

[17] 五、言论自由与选举权言论自由是公民行使选举权的前提，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有竞选，而没有竞选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与专制社会总是实行愚民政策、喜欢用简单的口号标语武装人们的头脑不同，自由社会从不惧怕公民的智慧，相反，它总是倡导公民们学习、思考、受教育，发表意见，勇于创新。

……各种不同的集权主义制度好像都共同地深恶那些以较为抽象的形式表现的思想……。如果对这样的言论不能容忍，则该组织内部的制度可能是不民主的，而现代法治社会的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要求宗教团体内部应贯彻民主管理的原则。即便是在封建社会，每逢政治领域需要创新和突破、政治体制需要改革时，都会特别倡导广开言路，大胆陈词——当然，这是言论开放，而不是言论自由，言论开放是官方的政策，言论自由是个人的权利。因此，当我们的思想不自由时，并不是别人剥夺了我们思想的自由，而是我们自己放弃了这一自由。

学者们对表达自由的范围也持有不同观点，狭义说认为，表达自由只包括言论自由。直至40年后，劳工运动才真正推动了言论自由的发展，在工业组织大会对黑格（泽西市市长）的诉讼中，联邦最高法院直接否定了戴维斯判决的理论根据和结果，第一次建立了现在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言论自由的基本理论，这一判决是一份基于自然法理论之上对言论自由权的令人鼓舞的阐述，它认为街道和公园从无法追忆的年代起就以公众的名义被拥有，在人类有记载的年代前就被用于发表言论。

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们就会感到难以控制，会觉得至少在某些领域这些人的思想游离在他们的视线之外，这会使他们觉得不安甚至惶恐。关键之处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说话，而是每件值得说的事情都可以说出来。

[43]而言论自由从广义上说，既包括了私下场合的言论自由，也包括了公开场合中的言论自由，而且一般以后者为主。在纳粹时期，德国的学者和科学家们，除极少数例外，都欣然委身于新的统治者。

也正因为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禁止出版自由就是禁止理性思考的公民表达理性，同时禁止其他公民倾听理性。[23] [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著：《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2页。学校（尤其是大学）不是政府下的半官方机构，不是行政的附属物，不是国家政策的注释者和宣传机器。首先，通讯自由是在特定范围内的表达，特定范围（如朋友、家人、同事）是通讯自由的重要特征，如果他人任意扩大这一范围则可能构成侵权（如不经本人同意将私人信笺公开）。

在专制社会里，一般人所受的教育和特权阶层所受的教育可能是两种教育，前者接受的可能是被统治的教育，后者接受的可能是如何统治的教育（如皇子们所受到的教育）。[6]因此在表达自由中，表达的方式基本有三种：言论表达、通过出版和新闻渠道的表达以及行为表达，而言论表达被认为是最主要的、最大众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是其它表达方式的基础。

当所表示的那种怀疑和担心涉及的不是个别企业的成功而是整个社会的计划时，那就一定更会被当作阴谋破坏来看待。科学家们屈从于权势的行为，很早就已出现于德国了，它是同国家组织下的科学的重大发展齐头并进的，而今天这种科学在英国成为一种专门搞赞扬的科学。

我们的信仰和知识，正和我们的肢体与面容一样，愈运动愈健康。[11] [英]拉斯基著：《现代国家中的自由权》，何子恒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1页。